吴晓明

“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在特定的历史转折点上达到了它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它决定性地意识到了自身的立足点——意识到必须把现代化这一普遍的任务同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结合起来，从而使之成为一种真正立足于自身之上的现代化。当这样一种立足于自身之上的现代化实践全面展开之时，在此实践基础上的上层领域也将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亦即在形成独立自主的文化精神的同时，构建起独立自主的学术、思想、理论、文艺，等等。独立自主的文化精神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植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过程之中，植根于一种本身是独立自主的历史性实践之中。

一

现代化是一种真正的普遍性，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它都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普遍的历史性命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代性在特定阶段上的绝对权力首次开辟出“世界历史”，从而结束了以往地域性的历史或民族性的历史，使之成为整个“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但是，那无远弗届的“世界历史”并不是一个均质的空间，也不是一个任何民族可以在上面自由表演的舞台，因为它同时还是一种权力架构，一种基本的支配—从属关系。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那样，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世界历史的这种基本架构中，任何一个民族都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到现代化的历史性进程之中。“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在这样的意义上，现代化无疑是一种普遍性，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规避的、普遍的历史性命运。

应当怎样来理解和把握这种普遍性呢？流俗的观点往往把现代化（它的原则或原理）当成一种抽象的普遍性，并且把这种普遍性运用到——强加到——任何对象、任何内容之上。但是自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这种流俗的观点就已经是时代错误了。如果抽象的普遍性果真具有实际的效准，那么，现代世界早就变成一个同质的和齐一的世界了。然而，我们看到，现代化的进程在基督教世界、伊斯兰世界、东亚和南亚、美洲和非洲都是相当不同的，这一进程在诸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表现也是杂然纷呈的。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尽管现代化的任务是普遍的，但这一任务的展开和实现却是非常具体的：普遍的现代化任务是在相当不同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展开的，并且除非这一任务能在如此这般的基础上展开，否则它就根本不可能得到真正地实现；换句话说，它就只不过是停留在抽象中的主观幻想而没有任何的现实性。在这里，就出现了理解普遍性的更高的思想理论要求。黑格尔认为，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真正的普遍性不是抽象的普遍性，而是能够深入到具体之中并且把握住具体的普遍性。同样，马克思把他的方法最为简要地概括为：“从抽象到具体”；我们很熟悉的一个评论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因此，对于现代化这样一种普遍性的真正理解，就要求一种具体化，要求一种根据特定民族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文化传统而来的具体化；而绝不是停留在抽象的普遍性上，并将它先验地强加给任何对象、任何内容。黑格尔把这种抽象普遍性的运用叫作“外在反思”，并将它看作是“诡辩论的现代形式”，是“浪漫主义虚弱本质的病态表现”。黑格尔曾多次批评他十分敬仰的拿破仑，这位伟大的天才想要把法国的自由制度强加给西班牙人，结果他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结果他不可避免地失败了。毫无疑问，法国的自由制度在当时是更高的也更合理的；同样毫无疑问，拿破仑的政治天才和军事天才在当时是世所罕见的。但为什么这位不世出的天才竟无法将法国的制度强加给西班牙人呢？因为尽管法国和西班牙在我们看来差别很小，但两者仍然具有不同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除非法国制度的原则能够根据西班牙的国情被具体化，否则它就只能面临失败的命运。

马克思在1843年谈到德国革命的可能性时指出，德国的现状无疑是相当落后的，法国革命的原理无疑是更高也更合理的；但由于德国非常独特、非常具体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德国道路的可能性恰恰在于它走法国道路的不可能性。同样，在马克思晚年时，有不少俄国的先进分子来请教俄国道路的问题，马克思的回答清楚明白且直截了当：俄国道路存在着多重的可能性，而可能性的实现唯取决于俄国具体的社会条件以及它所处的独特的历史环境。如果试图以英国的租佃方式来摆脱俄国农村公社的困境，那将是完全徒劳的，因为俄国的农村公社是“独一无二的”。更加广泛地说来，如果试图将《资本论》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强加给俄国，甚至把它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以强加给任何其他民族，那么，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一种对其历史理论从根本上来说的严重曲解——它“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为什么马克思要严词拒绝这种曲解呢？因为它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的基本方法：它没有要求任何一种具体化，而是完全非批判地停留在抽象的普遍性上，因而也就完全无头脑地将这样的普遍性先验地强加给了任何对象。对于我们讨论的主题来说，现代化无疑是一种不可否认的普遍性，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逃脱或规避的普遍性；但这种普遍性只有在它的具体化——根据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而来的具体化——中，才可能真正展开并得到实现，也就是说，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在其现实性上，是与它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文化传统相结合的现代化，是在其国情中得到具体化的现代化。那种试图将抽象的普遍性（实际上仅仅是来自西方的观念）先验地强加给其他任何民族的设想，不仅在理论上是幼稚的，而且在实践上是毫无现实性可言的。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这样的设想只不过是人们把在自己头脑中构造的梦想当作真实可靠罢了。

一个简要的例子便足以说明问题。一般来说，任何大规模的现代化进程都必须通过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来为它奠基，从而使这一现代化进程获得必要的社会基础。如果说，这样的社会革命对于现代化进程来说是普遍的，那么，这场社会革命以怎样的方式展开，它在政治斗争方面激烈到何种程度，则完全取决于特定民族的独特国情，亦即取决于该民族独特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离开了根据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具体化，就根本无法真正理解和说明一场为现代化进程奠基的社会革命。我们知道，即使在西方，1640年的英国革命就极大地不同于1789年的法国革命，它们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1640年的英国和1789年的法国具有相当不同的情形，除非我们能够具体地把握两者之独特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否则就根本无法说明这两场社会革命为什么会采取如此不同的方式。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说，事情难道不更是如此吗？中国的大规模现代化进程同样需要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来为它奠基，而这场社会革命却历史地采取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定向：如果中国革命不采取这一定向，那么它就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并得以完成；而当中国革命历史地采取了这一定向时（以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标志），中国的整个现代化事业从此就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本质的联系，并将这一事业的领导权托付给中国共产党。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和20世纪初的历史环境，取决于由之而来的历史必然性，而不是取决于种种“假设历史”的抽象观念。即使是稍有头脑的西方历史学家也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例如，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写道，谁要是由于短视至今还在探寻美国为什么“失掉中国”的原因，那就请注意一下，杜威于1921年7月11日离开上海时中国共产党刚好要在那里成立。……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在共产国际阳光照耀之下，变得黯淡无光。显然，美国的自由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虽然它作为主流思潮后来又苟延了15年。

由此可见，现代化对于中国来说固然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普遍性，但这种普遍性的展开与实现在本质上只有通过依循中国国情而来的具体化才是可能的，并且才会具有真正的现实性。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进程（包括革命和建设），都意味着现代化的一般使命与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的结合，意味着普遍性在中国的个别性中充分地具体化。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必定要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的国情的现代化——或依其本质来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

二

当现代化作为一种普遍的历史命运在中国降临时，中国本身并不是一张白纸，就像人们认识事物时他的头脑也不是一块“白板”一样。和其他非西方民族一样，中国是在自己独特国情的基础上来承担起现代化任务的；而这样的国情不仅包括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而且包含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如果说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总是显而易见地起着关键作用，那么，文化传统的影响事实上也是极其深远的。文化传统仿佛是在地表深处缓慢地活动并且起作用的，这种深湛的作用虽然看起来并不特别显著，但却是无所不在地弥漫于特定民族的整体生活及其历史性行程之中——这一点对于“轴心期”民族来说尤其如此（中国、印度、希腊和希伯来在大约2500年前几乎同时创立了它们的独特哲学，并将之保存在伟大的经典中）。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形态不仅是由其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所决定的，而且是由其文化传统和文明类型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这一重大论断不仅强调了中华民族走自己道路的必然性，而且指明了这条道路与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联系。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并因而使其文化传统在历史上表现出深厚广阔的支配力和辽远恒久的影响力。德国学者谢林在感叹亚述、米底、波斯、希腊和罗马等古老帝国的没落之际，大大地惊诧于中国像一条不知其源头的河流始终在从容地流淌。如果说，这种国运毕竟与其文化品格有关，那么可以说，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如此独特和坚韧，以至于这个民族实在应该被称为一个“伟大的、独特的例外”。英国学者罗素在20世纪初游历中国之后这样认为，中国有极古极繁复的文化，在现在世界当中，老的资格，真可称最。中国的习尚，和欧洲完全不同；中国从前在哲学上、美术上、音乐上有过极大的贡献；但这种艺术全然独立于欧洲影响之外，和古希腊文化各不沾边。以中国的社会道德宗教的基础，全不相同于基督教的社会，要教一个欧洲人去了解它的状况，已经要费多少的劲；何况再加以中国近代的事实，宜乎欧洲人想定出一个方式来改造中国，常常要走入歧途了。

伴随着中华民族决定性地进入到现代化进程之中，它也必然开展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对外学习；而这样一种大规模的对外学习，使得我们在几乎所有方面（当然也包括思想、理论、学术、文化等方面）都进入了一种“学徒状态”。我们且以学术为例来表明这一点。当中国的学术以大规模的对外学习开辟出其现代化进程时，它也在总体上进入了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之中。不仅大部分的学术、学科是从外部引入的，即使是传统的学术（例如中国的语文、哲学、历史、政治，等等），也开始采用外来的话语尺度和方法来加以解释和阐述。这样一种历史性的学徒状态延续已久。必须首先指出的是，这样一种学徒状态不仅是必然的、必要的，而且是积极的、成果丰硕的和意义深远的。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由大规模对外学习而来的学徒状态，就像中国整个现代化实践的开展是不可思议的一样，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进程及其成果也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任何一种学术的真正成熟，总意味着它在特定的转折点上能够摆脱“学徒状态”，并开始获得“自我主张”。各种学术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就像人们的成长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一样。从学徒状态到自我主张的转变，几乎可以被看作是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例如，中世纪的哲学曾长期处于“理性神学”的学徒状态，只是在特定的转折点上（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哲学才开始摆脱了它的学徒状态并获得了自我主张，笛卡尔也因此被称为“近代哲学之父”。同样，近代的“历史科学”曾长期处在自然科学的学徒状态之中，只是通过19世纪末的“历史理性批判”，历史科学才摆脱了它的学徒状态，并成为一门如英国学者科林伍德所说的“自律的”“自我授权的”科学。个人的成长经历大体也是如此。当学生步入学校并开始其各阶段的学习时，他们也就一般地进入了某种学徒状态；而学生的真正成长，难道不是有朝一日能够摆脱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甚至雄心勃勃地超过老师吗？这里很容易得到理解的是：“学徒状态”是必要的，是不可能被匆匆越过的；“自我主张”只有在特定的转折点上才能被稳固地建立起来。

当历史性实践的转折点已经到达并且决定性地获得了它的自我主张（“中国式现代化”）时，学术上或文化上的相应转折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亦即积极地形成学术上或文化上的自我主张。我们当前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其基本性质来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并不是指仅仅具有一些中国元素、中国色彩或中国内容的哲学社会科学，而是指摆脱了学徒状态并获得了自我主张的哲学社会科学。只有这样的哲学社会科学，才可能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只有这样的知识体系，才可能真正成为“自主知识体系”。如果说，学术上的情形是如此，那么，更加广泛地说来，文化整体的情形同样如此。它意味着：在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标志的历史性实践转折的基础上，思想、理论、学术、文艺等，也要通过相应的转折来获得它们的自我主张；而这样的自我主张在文化的整体上就意味着：独立自主的文化精神。

三

在“世界历史”的基本态势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过程中，就像中华民族要在各个方面完成现代化任务是不可避免的一样，中华民族要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也是不可避免的。这两个方面——现代化和独立自主，对外学习和自我主张——似乎是矛盾的，但它们只是在抽象的观点看来才是矛盾的，而在现实的理论与实践中却是历史地一致的。就像现代化绝不意味着将从西方得来的抽象原则先验地强加给中国的历史性进程一样，中国发展的自我主张也绝不意味着避开外部世界的孤立主义和自我封闭。学术上或文化上的独立自主，既不是孤芳自赏，也不是任意武断，而是表明它能够真正地占有从外部学来的东西——它要使这些东西成为能思的和批判的，也就是说，成为自己的东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要秉持开放包容，但这种开放包容是立足于自身之上的，即：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从而在这样的基础上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因此，从文化传统的承继与变迁来说，中国的现代化任务意味着我们必须大规模地对外学习，也意味着外来文化大规模地进入中国；但这一过程绝不可能将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一笔勾销，也绝不可能将中国文化的传统一笔抹杀，而是意味着需要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黑格尔在讲到古代希腊文化创造时曾说，古代希腊人既有自己的传统，又面临着更加强势、更加优越的东方文化；正是由于经历了“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希腊人才获得了他们应有的活力，并且开创出他们胜利和繁荣的时代。关于这一情形，尼采讲得更加清楚，他认为，古希腊人有一度看来要被外来的文化压垮了，他们的宗教几乎就是各种东方宗教的一场混战，有埃及的、巴比伦的、吕底亚的、闪族的，也许还有印度的。但是，希腊人的文化终于没有成为“机械性的文化”或“装饰性的文化”，因为他们牢记着德尔菲神庙的格言：“认识你自己”。于是他们弄清楚自己真实的需要，整理好“那堆外来的杂物”，而没有长久地做东方的追随者。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古老史实，它说的是：对外学习和自我主张的统一就是文化结合的锻炼，而文化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唯有经历这样的锻炼过程才可能真正达成的。

就文化结合的锻炼来说，中国在历史上是同样经历过的。较为早先的例子是佛教的中国化。佛教是一种外来的精神文化，在中国得到大规模的传播、流行并深入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对此种情形的一种评论说：佛教征服了中国；另一种评论说：中国毁坏了佛教。这两种说法都是抽象的，其实毋宁更准确地说，佛教是被中国化了。正如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所指出的那样，佛教的中国化意味着：一方面，它对中国文明作出了补充并打上了烙印，另一方面，它又浸淫于中国文明的影响之中，无法祛除。同样，梁启超在讲到佛教的中国化时认为，中国人接受的佛教是大乘，而不是小乘；在“教外别传”和“教下三家”中，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只有很少的印度渊源，几乎全是中国人的创造；而唯识宗虽然有很深的印度渊源，但当时的中国学者（玄奘）却能够达到它的顶峰。

一个较为晚近的例子是我们更加熟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仅与我们面临的现代化任务本质相关，而且与中国革命所处的历史环境（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本质相关；正是这种相关性的具体化行程，使我们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与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进程建立起本质联系的，不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亦即根据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而被具体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时期就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马列的经典倒背如流，对俄国的经验佩服到五体投地；而当他们把“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教条先验地强加给中国革命时，只是导致了一次次的灾难性的失败。那么，与之非常不同的革命纲领“农村包围城市”又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者要摆脱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一句话，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要根据中国的国情而被中国化。

在文化结合的实现进程中，一方面是包容性在起作用，即能够广泛地接纳和容受外来的文化，另一方面则是创造性在起作用，即能够在改变他者的同时改变自身，并通过这种改变而在两者的融会贯通中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内容与新形式。佛教的中国化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更是如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时所说的那样：“‘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如果中华文明没有突出的包容性和创新性，由这种文化结合而来的中国化就是不可能的。进而言之，如果中华文明没有包容性和创新性这样的本质特征，中华文明之突出的统一性和连续性也是不可能的；正因为这样的本质特征，中国文化才能够容受外来文化的重大挑战和冲击，并将其转化为创新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从而使中华文明始终保持其突出的统一性和连续性。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曾极大地惊叹于中华文明居然能够具有如此悠长而不曾中断的国运。而谢林曾引证文德施曼的结论说，“一个从一开始就支配这个帝国并贯穿帝国始终……的原则一定是一个强有力的原则。这一原则是如此的强大，外来的东西只能在自己的教化范围内维持一段时间，很快就被这一原则固有的同化力量所同化并从属于它”。与此相类似，在费正清看来，只有当我们认识了外来民族之征服中国，不仅没有瓦解反而强化了其文化传统的思想格局，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个思想格局如何具有那么强大的生命力”。

但是，我们对文化传统与文明特征的阐明，是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展开为基点的，因而这种阐明本身必然是历史性的。在历史性的视域中，传统绝不仅仅是一种单纯消极的东西——仿佛现代化就是整个地脱离传统并与之一刀两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既不可能掏空中国文化的实体性内容而使之变成一个空洞的容器，也不可能与中国文化恒久的传统割断所有的血缘联系。德国学者海德格尔说，一切本质的和伟大的东西都从人有个家并且在传统中生了根这一点产生出来。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已经取得并且还将取得无数的成果，但只有当这些成果能够在传统中生了根，它们才会对于我们来说有真正的家园之感，并且才会对于我们民族来说成为真正本质的和伟大的东西。因此，作为独特国情之本质重要的部分和文化表现，传统不应当仅被看作是一个消极的前提，毋宁说它确实是并且也应当被理解为一个积极的前提：只是在这一前提的基础上才谈得上中国的独特的现代化任务，才包含着中国发展道路的真正意义和积极作为。同样，在历史性的视域中，传统也绝不是现成地停留在遥远古代的东西，绝不是某种可以为开历史倒车的浪漫主义提供辩护的东西。真正的传统不是纯粹的过去，而是依然活在当下并因而也启示着未来的过去。在这样的意义上，文化传统的精华不仅是在漫长的历史行程中拣选出来并积累起来的东西，而且是在当下的历史性实践中得到积极重现并具有强大活力的东西。

因此，在真正的历史性视域中，正是“中国式现代化”为其文化传统的接续和光大提供了现实的前提并制定了基本方向。由此而形成的发展道路必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但这种中国特色并不仅仅归结为既有的传统，毋宁说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实践为既有的文化传统拓展出广阔的活动空间和意义领域，为这一传统的积极开启、复活与重建提供了它充满生机的现实基础。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便展现出它所承担的文化使命，这一使命不是回到遥远的过去，而是开启出独立自主的文化精神。只有这种精神才能真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作者：吴晓明，系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哲学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21&ZD01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