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德宽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我们深入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提供了科学指引。
中华文明博大深邃，构成要素丰富多元。以汉语汉字为主体的中国语言文字，是维系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纽带，鲜明地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语言文字与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指出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中国字是中华文化传承的标志，甲骨文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根脉，传承了中华基因。深入探索和阐释语言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关系，是推进“第二个结合”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出的必然要求。
深入开展文字与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关系的研究，阐释汉字何以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独特精神标志。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中唯一延绵不绝、生生不息的文明；汉字作为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标志，是唯一持续使用至今的自源古典文字体系。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汉字的作用无与伦比。从早期萌芽到形成体系，中国文字与中华文明相互成就，密不可分。根据现代考古发现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是真实可信的。中国文字起源问题是中华文明史研究的重大课题，考古发现及其相关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比如，开启中华文明进程和加速发展阶段的淮河上游贾湖遗址、黄河流域仰韶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为数可观的刻划符号，有学者认为，这些符号可能代表了起源阶段先民创制文字的探索，文字的出现与中华文明的起源应该是同步的；进入文明阶段的良渚文化中，发现了成行书写的陶文和玉器刻划符号，有学者指出，这是良渚文化时期文字已发展到使用阶段的重要证据，这一看法如果得到确认，则表明中国文字与中华文明的形成也应该是同步的；黄河中游陶寺遗址中发现的陶文样本，则确定无疑地属于汉字系统，这一发现使得以甲骨文为代表的商代晚期成熟汉字体系的源头，可追溯到距今四千多年前；其他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各种符号，说明在夏王朝建立之时汉字系统已经形成是完全可能的，这与历史传说和文献记载也可相互印证。由于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这类刻划符号大多是零星的、孤立的存在，对其是否为早期文字符号学术界还没有形成共识，中国文字起源的研究尚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我们认为，与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相关的重要文化遗址中所发现的这类早期刻划符号，是值得关注的重要文化现象，按照多数学者的意见，将这类符号解释为具有前文字或文字性质的符号显然是一个合理的推测。从这个角度看，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先民们同时也开始了文字创制的尝试，并且有可能已经形成具有初步使用功能的原始文字，这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类因文字发明而过渡到文明时代的论述是相一致的。文字起源、形成的探索直接关乎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研究，可以从源头上揭示中国文字何以成为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标志，这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多学科协同参与，开展持续的深入研究。
深入开展汉字构造和发展规律的研究，推进语言文字的创造性转化，使古老的汉字文明在数字化时代焕发新机。在中华文明起源阶段，不同文化区域可能经过多种文字创制的尝试。随着黄河中游地区文明的崛起和发展，夏王朝建立之时文字体系应该已经形成；商王朝继承了夏王朝的文字系统并不断发展完善，殷墟甲骨文再现了商代后期文字系统的面貌；西周文字是商代文字的直接继承和发展。从目前考古发现和研究结果来看，夏、商、周文字无疑是一脉相承的。从殷商以来，通过构形方式的改进和完善、形体的日趋规范和简省以及记录语言功能的不断加强，汉字系统一直沿着自身的轨迹持续发展演进，沿用至今、没有中断。汉字体系的悠久性、持续性和稳定性，使得中华文明得到完整记载、保存和传承。汉字书写的古典文献浩如烟海，完好记录了中华文明演进和发展的辉煌历史，传承了历代先贤探索自然和社会的思想精华和智慧成果，使中华文明代代相传，历久弥新。在中华文明构成的多种元素中，汉字堪称真正的中华基因。为了使古老的汉字在数字时代焕发新机，必须更加深入地开展汉字构造和发展规律的研究，深刻揭示汉字对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影响，尤其要探研信息化时代语言文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大力推进历代文字和文献的数字化，以更好地发掘和阐释中华文明的思想资源和时代价值，提升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为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筑牢文化根基。
深入研究语言文字在中华文明传承发展中的巨大社会文化功能，推进语言文字的创新性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我国这样一个疆域广袤、民族众多的国度，汉字在传承、传播中华文明核心思想文化观念，塑造和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特性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社会文化功能。首先，汉字充分发挥视觉符号系统的特点，超越方言局限，保证了不同方言区人们便捷地交流交往。早在先秦时期，“雅言”作为汉字记录的书面语就已经形成。随着先秦典籍的经典化，东汉之后汉语逐步趋向文言分离，形成一套超越口语的“文言文”系统，这一系统延续使用到20世纪新文化运动时期。从先秦“雅言”到明清“官话”，再到当代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中华文明核心思想观念因方言传播障碍的突破，得到了超越时空的广泛传播。其次，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融合了多元文化因子，正是经历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激荡交融，才孕育出伟大的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波澜壮阔，从传说时代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部族集团的融合，到夏、商、周三代礼乐文化的鼎盛，再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逐步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色调。秦汉以降，朝代更替，从发展大势来看，在中华民族多元文化持续交融演进的历程中，中华文明始终传承沿革有序而从来未曾中断。汉代以后形成的以“小学”（语言文字）为基础的经学阐释传统，使得以先秦儒家为代表的核心思想观念传播到各民族地区，从而塑造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的价值体系，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巨大向心力和中华文明的持续影响力。中华文明发展史表明，汉字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融合不同民族文化的功能，无论历史长河经历了多少曲折，汉字体系则一直保持着基本稳定，维系着中华文化的根脉，成为推进中华文明传播和发展的根本力量。此外，随着汉字向周边地区的传播和汉字文化圈的形成，中华文明对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周边国家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出发，以时空纵横交叉的视角，在推进“第二个结合”中深入研究和阐释语言文字的社会文化功能，不断推动语言文字的创新发展，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回答的时代命题。
推进“第二个结合”，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从不同学科出发，明确主攻方向，聚焦关键问题，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撑。汉字文明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推进“第二个结合”为深入开展汉字文明研究指明了方向。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甲骨文优秀成果释读奖励计划等，支持一批汉字文明研究相关课题的立项，奖励甲骨文考释的优秀成果，推动汉字文明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中宣部、教育部、国家语委等八部门启动实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重大文化工程，对古文字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进行了统筹安排。该工程组织了全国17家单位的400多位学者，系统开展甲骨文等古文字的整理研究，目前已初步显现建设成效。在新时代推进“第二个结合”中，我们将努力推动该工程建设不断走向深入，着力探索古老汉字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科学路径和有效方式，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作出社科工作者应有的贡献。
（作者：黄德宽，系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