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轿车不坐
延河畔响起的隆隆马达声和清脆的喇叭声，吸引着延安军民。警卫战士们更是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回毛主席外出开会再也不用骑马、走路了！”
老红军杨辛克，贵州松桃人，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毛主席的警卫员，后任抗大学员，八路军129师358旅教育干事、指导员，公安总局科长，豫西地区副专员，贵州省工业厅副厅长、省经委副主任。1983年6月，杨辛克同志向我回忆起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在延安就坐车还是骑马而引发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抗战时期的延安，中央领导到哪里都是骑马或步行。一位华侨送给延安两辆小轿车，警卫战士们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回毛主席外出开会再也不用骑马、走路了！”
可是没料到，在分配车时，毛主席提出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照顾年龄较大的同志。
尽管大家都希望配给毛主席一辆轿车，可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一台配给了主管军事工作的朱老总，另一台配给了延安的“五老”（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
一次，毛主席骑马去枣园开会，在回来的途中，马突然受惊，将主席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左手摔伤了，手腕肿起老高。担任警卫员的杨辛克既着急，又害怕。主席见他紧张，一边安慰他，一边把马缰绳递到他的手中，自己步行回到了延安。
出事以后，朱老总和“五老”都要把车让给毛主席坐，甚至把车都开到主席跟前来了，全让主席给“撵”了回去。
“亲手干才算自己的劳动”
熊云，四川阆中人，1933年参加红军，曾任中央军委机要科译电员、华北特种兵新建工厂政委。1983年6月，我还在《星火燎原》任编辑时，听他讲了一段毛主席在延安参加大生产运动时的亲历往事，至今记忆犹新。
1942年底，轰轰烈烈的延安大生产运动开始后，毛主席更忙了。他有个习惯，喜欢晚上办公，有时一忙就是一个通宵。这样，毛主席的睡眠时间就越来越少了。大生产运动期间，他常常忙一晚，第二天下午照例还要和中央机关的同志们一块去参加劳动。
那时，熊云在中央机要科当译电员，他们跟主席一块住在枣园。枣园有一排窑洞，用两道墙隔成了三个院，主席住在北边的院内，机要科住在中间的一个院里。
机要科的同志们见主席工作那么忙，休息时间却那样少，很担心他累坏了身体。趁主席到地头去的当儿，他们几个机要员一合计，就抢着跑到主席面前，提出帮他挖地。主席慈祥地笑笑，望着他们这一帮十六七岁的小青年，摆手示意不让他们帮助，并说：“你们挖的地，不算我的劳动，亲手干才算自己的劳动。”
就这样，毛主席用了几个下午的时间，亲手挖了两亩多地，并在地上浇了水，上了肥，种上了西红柿、辣椒等蔬菜。不久，绿油油的蔬菜、丰硕的果实把枣园的后山坡装点得更加美丽了。
中央机要科的同志们，望着这丰收的景象，十分感慨，因为在这块土地上，洒下了毛主席辛勤劳动的汗水！
毛主席对毛岸英“约法三章”
“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毛主席对自己儿子的“约法三章”。一些领导干部的腐败，常常都是因子女而引发的，如果他们也用毛泽东的这个“约法三章”，党内又何来因子女而产生的腐败呢？
田志芳，四川广安人，1933年参加红军，抗日战争时期曾任营长、团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东北军区后勤部车管处处长、沈阳军区后勤部军事代办处顾问。如今回想起，1983年12月他跟我说的延安时期毛主席对儿子毛岸英严格要求的故事，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再一次油然而生。
1946年初夏的一天，在中央机关大食堂吃晚饭时，田志芳发现新来了一位同志，高个、宽肩、体格健壮，着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军装，显得很精干。他发现这人有些面熟，在哪见过呢？寻思半天，可怎么也没想起来。
吃完晚饭，田志芳来到杨家岭沟口的花园。这里原来是个墓地，叫杨家坟。中央机关搬到杨家岭后，就在这里种上花草、瓜菜，便成了个小花园。这会儿，红茸茸的鸡冠花、紫幽幽的牵牛花、黄澄澄的南瓜连成一片，别有一番情趣。
田志芳在一个石羊背上坐下，掏出整风文件准备看上两页。这时，只见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和一个青年慢慢走来，细瞧正是那位面熟的新同志。他们一边走，一边亲切交谈，从他身旁走过。他连忙问身边的一位同志：“和徐老在一起的是谁啊？”
“那是毛岸英同志，刚从苏联回来。”
“毛岸英？”
“就是毛主席的儿子。”
哦！田志芳猛地拍了一下脑门，怪不得面熟呢，原来是毛主席的儿子。
可他又有了疑问：“怎么毛主席的儿子还和咱们一起吃大灶？他刚从苏联回来，能吃惯咱这小米饭、山药蛋？”
那位同志瞥了田志芳一眼说：“毛主席一向对自己要求严格，给毛岸英‘约法三章’，要他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啊，原来是这样。
过了一段时间，看不到毛岸英同志来大食堂吃饭了。后来，在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前夕，毛岸英又回来了。他的脸变黑了，身体也瘦了。一打听，原来是毛主席把自己的儿子派到最艰苦的山区，上“劳动大学”去了。在那儿，他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身为领袖的毛泽东同志，对自己的子女严格要求，使边区军民很受教育。由于党的领导同志都这样以身作则，所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延安才得以蔚然成风。
作者：朱冬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