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卫生部宣布北京疫情，十天过去了。该面对的事面对了，该做的事做了，该发生的事也都发生了。稍微安静下来，觉得想对同学讲些什么,非常时期，恳谈会不合适，就放在网上了。 对流行病疫 要警觉 五千年人类文明史，战争连绵不断。直到二OO三年四月，这个世界仍然还有打仗的地方。但是从来的战争死亡人口没有超过婴儿的出生人数。人类唯一的一次人口递减，是1347的黑死病（Black Death）。那一次瘟疫延续时间很长，并且几经反复。英国人口从1350年的370万下降到1377年的200万。法国编年史学家傅华萨说，约有1／3的欧洲人死于那次流行病疫。 学理工的大学生，或许还知道三百多年前的牛顿，正是为了躲避1665年重新抬头的瘟疫，从剑桥返回故里。在家乡，他让树上掉下的苹果砸出了一条万有引力的定律。 引发大量死亡的传染病称瘟疫。瘟疫由人类未知的病菌病毒所引起。失去控制的瘟疫吞噬生命比战争更为可怕。现代社会对于瘟疫十分警觉，会采用一切手段预防瘟疫，控制瘟疫。 已经知道SARS是传染病疫，半年过去了，医学科学家已经初步了解到引起SARS的病毒，但尚未找到有效的疫苗。在这种情况下，防止和控制疫情的蔓延最为重要。 对付疫情 防控二字 对待SARS，“防控”两个字是基本对策。“防”是要保护健康人群，设防的最好办法是处处设防、严密设防，从省市到区县，从街区到楼房。 “控”是指切断传染源头。做到这一点的困难是SARS的感染有潜伏期，潜伏期的病毒感染者混在健康人群中。为了真正做到切断传染源头，在疫情未得到控制的时候，减少人员流动和交往，就成为唯一可靠的办法。 对学校来说，有两个不可再分割的防区：一是学生宿舍，二是教师家庭。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要提倡，尽可能的人自为战。学会自己保护自己。 大范围的人员流动，大规模人群的密切接触，是“控制”传染病疫最大的忌讳。 当病人全部收治，当潜伏期病人与健康人群得到隔离，“疫情”也就得到控制。 不要恐慌 对于控制疫情的蔓延，无序和恐慌是大敌，其危害可以和病毒相提并论。 中国人讲，惊慌失措。既然失措，拿不出任何办法，那就只能任凭病毒施虐。惊慌的人群，不管自己是否已经感染，四处走离；惊慌的家长，不问旅途是否安全，不知子女是否已经感染，一定要他们回家；惊慌的同学朋友，亲自陪同、贴身搀扶疑似患者前往医院；惊慌的市民，一次采购的盐，足够用三年；惊慌的建筑队长，甚至会下令停工放假，让民工各自回乡。 如果恐慌得不到镇定，如果真的出现无序状态，那么疫情就防不胜防，控不能控，就会演变成为毁灭性的灾难。到那时，历史会宣判，惹祸的是病毒，而制造灾难的是恐慌的人群自身。 应该说，大疫面前，担心受怕也是一种自然的反应。但是过份的恐慌是因为无知：对科学的无知、对社会的无知、对历史的无知、对政治的无知、对世界的无知。 宁可错控 决不漏查 对于预防与控制，“宁可错控，决不漏查”是手段，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配合。 因为有了第一例研究生“疑似”病例，我们对20名师生实行监控和医学观察。对于12名出差返校的学生，也全部实行医学观察。其中当然会有错控，甚至连“疑似”的本人，也可能仅仅是“似”、仅仅是“疑”而已。不过，非常期间不得不如此。一个被监控人员，如果将社会利益放在第一，应当理解并且合作。 感谢巴斯德 麦克·哈特知识渊博，拥有四个学位：文学学士（康乃尔大学）、法学学士（纽约大学）、物理学硕士（阿德尔菲大学）和天文学博士（普林斯顿大学）。这样的经历、学识让他有胆量去写了一本《一百位有历史影响的人物排名》（The 100: a ranking of the most inflrential persons in history）。 巴斯德是位医生、医学科学家，他在《排名》这本书中列第11位。我们不妨把排在他前面的十位一并列出，其中有两位中国人，我们引以为荣。1、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创立人）；2、牛顿（科学家）；3、耶酥（基督教奠基人）；4、释迦牟尼（佛教创始人）；5、孔夫子（哲学家）；6、保罗（基督教思想家）；7、蔡伦（造纸术发明人）；8、戈登保（印刷术发明人）9、哥伦布（新大陆发现者）；10、爱因斯坦（科学家）。 巴斯德有很多科学贡献，化学的酒石酸镜像异构体、细菌学说、发酵理论和实验、食品消毒方法、炭疽病研究以及对牛注射弱化的炭疽捍菌产生免疫力的预防传染病的技术等等。我们今天之所以特别要提到他，是因为他的一项最伟大的成就：发明接种疫苗的技术，预防和抵御人类的传染病。 自从有了巴斯德（1822－1895），人类的预期寿命翻了一番，他实际上为我们每个人提供了第二次生命。 再论不要恐慌 《排名》一书认为，如果发明疫苗可以全部归功于巴斯德，那么，百位人物排名中他应该列首位。实际上，比他早60年，詹纳已经在1796年成功地采用了天花疫苗。这样算起来，人类同传染病斗争的胜利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霍乱、狂犬病、虐疾、肺结核等等，我们不是都战胜了吗？ 自从第一例SARS出现至今，半年来，中外科学家对SARS已经有不少的了解。初步掌握了病毒的存活规律，积累了一定的治疗经验，全球的SARS病死率控制在5％上下，至于SARS疫苗，科学家更是日以继夜地在研究寻找。世界卫生组织期望几个月内获得成功。 请让我摘录几段阚凯力教授写给我的信，他是在传染病学家的家庭中长大的，比我懂得多： “非典并不比肺结核更可怕。当年肺痨的病死率大大高于5％，特效药发明以前，几乎是必死无疑”。…… “非典病人潜伏期只有几天，不象肺结核有几个月，甚至一、二年。”…… “非典发病期短，几天之内不死，二周以后就可以治愈出院，这不象肺结核长达几年，大量病人长期住院隔离，无论医院和病人都受不了；但把他们放出去，又是传染源。” 所以我说： 非典会传染 一定要十分警惕 防控须理智 不能有半点恐慌 停学乎？放假乎？ 国王、总统有他们最难的事：战争还是和平。校长什么事最难？上课还是放假。上课，人群集中；万一教室中坐着一位病毒感染者，那么一二百人的大教室就变成感染大厅，后果不堪设想。放假，人群离散，各奔东西。谁能保证，离校学生全部健康无感染，不会把北京疫情带向地方？谁能保证航空、铁道、公路的旅途遇不上感染源？谁又能保证离校到达的居住点比校园更为安全？最后一个问号，也是最大的一个问号，假如回到家乡的学生染上SARS，谁能够保证他们可以得到比北京更好的治疗和关怀？ 面对两难境地，北邮的领导层做出的决策： 1、在校园没有发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的情况下，正常上课，但将大班改小班，防线设定在小班； 2、一旦校园发现个别确诊病例或一些疑似病例，停止课堂授课，防线设定在宿舍； 3、当校园发现严重疫情，快速反应商讨进一步手段。 学校决策的原则是三条：（1）把学生的生命和健康放在首位；（2）维护学校的正常秩序和社会形象；（3）服从全社会的防控疫情大局。 这样的决策是否正确，让历史作结论。 侥幸心理要不得 如果说，除了病毒，无序和恐慌是第一大敌，那么，第二个敌人是我们阵营内部的侥幸心理。 好心的网友为驱散“恐惧”，转载我的《北邮的风水》。我要强调一下，全校师生员工百倍警惕，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防控SARS，才有可能把北邮建设成真正的风水宝地。 我们曾三令五申，发现不适，立即报告校医院；我们曾告诫，千万不要自行就医，更不允许由同学陪同护送。偏偏我们的第一例“疑似”病人傍晚五点感到不适，六点找来自己校外的女友，然后双双前往一家医院，陪到午夜，直到医院确认属“疑似”。 北邮的师生员工不能糊涂到相信“北邮不会得SARS”“同学不会被感染”的地步。一例两例SARS或疑似并不可怕，校园被恐惧气氛笼罩，被侥幸心理麻醉，是校长最担心的。 我赞赏华南理工这位同学 我对SARS的感觉，比北邮学生要早一点，原定4月9日－11日召开的国际通信技术大会（ICCT′O3），我是大会主席，陈俊亮教授是程序委员会主席，中国通信学会秘书长刘彩是组织委员会主席。筹备工作一切顺利，八百篇投稿论文，录用三百多，其中一百多位外国学者。会议筹备的最后一个月，还与世界无线与电波论坛（WWRF）达成合作协议，几十位WWRF与会者集体参加ICCT的会议，而我们也邀请WWRF的一位资深科学家作大会特邀报告。 事情发生在三月底。第一封外国来信询问，北京有SARS疫情，ICCT是否仍然召开？到了四月初，信件，E－mail一封接一封。可惜，那个时候，北京市没有公布疫情的信息网络，我们几个会议组织者因为对北京的疫情一无所知而进退两难。后来几个外国特邀报告人，Motorola的CTO、韩国电信（KT）总裁、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教授都宣布因SARS不参加会议，四月三日，与我们合作的WWRF会议宣布取消，我们不得不在四月四日作出会议推迟的决定。 在我们宣布会议推迟以前，收到华南理工大学一位研究生的来信，他说：“我的论文被会议录用，我也报了名，交了钱，但考虑到广州是SARS疫区，虽说我自己一直很健康，但为了让SARS少一份传播的可能，就不到北京参加会了，请大会将文集邮寄给我。” 疫区学生的行为，应该就是这样理智，我赞赏这位同学。 想起TITANIC 冰海沉船TITANIC号是从英国南部的港口南安普敦启航的，在这座城市的中心公园里，树立着一座纪念碑。起先很奇怪：“船都沉了，纪念什么？”仔细阅读碑文后发现，纪念碑是为那些临危不惧忠于职守的船长、船员、乐师们建立的。他们把逃生的机会全部给了乘客，首先是给了妇女和儿童，他们比谁都更清楚，乘客多，救生船少，留给自己的，就是死亡。但是他们还是那么镇定自若，从容组织乘客一批批登上救生船。 我们面对着SARS，危险是感染，感染并不等于死亡，特别是对年青人来说，更不等于死亡。听说，有的大学校园贴出小字报“逃命吧！”网上也有人附和：“人都有求生的欲望”。 |
